第34章 语言的朝圣与解构（第1页）

《语言的朝圣与解构》

——论树科《诗·诗人·我》中的粤语诗学革命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中，粤语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文化立场，构成了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线。树科的《诗·诗人·我》正是这样一以粤语为载体的诗学宣言，它通过&0t;寺殿&0t;、&0t;朝拜佬&0t;和&0t;观音微笑&0t;三个核心意象，构建了一个关于诗歌本质、诗人身份与创作主体性的多维对话空间。这诗不仅是对传统诗学观念的挑战，更是一场以方言为武器的语言革命，它打破了标准汉语对诗歌书写的垄断，在语音、语法和思维三个层面上实现了对诗歌本体的重新定义。

诗歌开篇即以一个惊人的比喻确立全诗的基调：&0t;诗系语言嘅寺殿&0t;。这个粤语表述在标准汉语中对应&0t;诗是语言的寺庙&0t;，但&0t;寺殿&0t;较之&0t;寺庙&0t;更具庄严感和仪式性，暗示诗歌是语言的神圣居所。树科在此处巧妙地利用了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词汇（&0t;系&0t;为古汉语系动词的留存），将诗歌提升至信仰的高度。随后的&0t;语言嘅哲学信仰，诗……&0t;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命题，破折号的使用制造出语义的悬置，使&0t;诗&0t;字成为前文的总结与升华。这种语言策略表明，树科并非简单地将粤语作为表达工具，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具有独立哲学价值的思维体系。粤语在此不再是标准汉语的附庸或变体，而是一种能够自主言说真理的语言主体。

诗歌第二节转向对&0t;诗人&0t;身份的拷问。树科以极具画面感的粤语表达描绘了&0t;一步一叩头一仆低嘅朝拜佬&0t;的形象，这里的&0t;朝拜佬&0t;（朝拜者）与节的&0t;寺殿&0t;形成呼应，暗示传统诗人对诗歌的宗教式崇拜。然而诗人随即以尖锐的质疑打破这种虔诚：&0t;或者，你至死嘟搞唔明：佢啲系虔诚、喺黐沟咗神经……&0t;。&0t;嘟搞唔明&0t;（都搞不明白）、&0t;黐沟咗神经&0t;（神经搭错线）这些粤语口语的运用，不仅带来语言上的陌生化效果，更构成对诗人传统角色的无情解构。树科在此揭示了诗歌创作中的一个根本悖论：那些对诗歌顶礼膜拜的诗人，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诗歌的本质，他们的虔诚或许只是一种偏执的精神错乱。这种对诗人身份的怀疑与揶揄，打破了将诗人神圣化的传统诗学观念。

第三节中，&0t;我&0t;的出场以一连串的&0t;嘻&0t;声开始，这种笑声在粤语中带有玩世不恭的调侃意味。&0t;冇得寺殿，有噈喺时不时嘅同观音咁样嘅微笑……&0t;的表述，展现了创作主体对诗歌的另一种态度：不追求神圣的&0t;寺殿&0t;，而满足于偶尔如观音般的会心一笑。这里的&0t;观音微笑&0t;是一个多义意象，既指涉佛教中观音菩萨慈悲智慧的微笑，也可理解为创作主体然物外的审美姿态。树科通过粤语特有的语气词&0t;噈&0t;（意为&0t;就&0t;）和&0t;咁样&0t;（意为&0t;这样&0t;），营造出一种随意而不失深度的语言氛围，与节庄严的&0t;寺殿&0t;形成鲜明对比。

从诗学传统来看，树科的这诗实现了三重突破。在语音层面，粤语的九声系统较普通话的四声更为复杂，能够产生更丰富的音调变化。&0t;诗系语言嘅寺殿&0t;一句中，&0t;系&0t;（hai6）、&0t;嘅&0t;（3）、&0t;寺&0t;（i6）、&0t;殿&0t;（d6）等字的声调起伏，构成了一种普通话无法复制的音乐性。在语法层面，粤语特有的句式如&0t;你至死嘟搞唔明&0t;（你到死都搞不明白）和词汇如&0t;黐沟咗神经&0t;（神经搭错线），打破了标准汉语的语法规范，创造出新的表达可能性。在思维层面，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与吸收的外来语成分（如&0t;黐&0t;来自古汉语，&0t;沟&0t;在此处的用法受英语&0t;g0&0t;影响）的混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对诗歌本质的理解。

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诗·诗人·我》的粤语书写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在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背景下，粤语诗歌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同质化的文化实践。树科通过粤语特有的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不仅传达了一种地方性知识，更扞卫了一种不同于主流话语的思维方式。诗中对&0t;寺殿&0t;的解构和对&0t;观音微笑&0t;的推崇，可以看作是对标准化、中心化诗学观念的反叛，是对多元诗歌美学的呼唤。

从诗歌本体论来看，树科通过这诗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诗歌究竟是一种需要顶礼膜拜的神圣对象，还是一种能够会心一笑的智慧领悟？&0t;朝拜佬&0t;与&0t;我&0t;的对比，暗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创作态度：一种是虔诚而可能盲目的崇拜，一种是脱而清醒的旁观。树科显然倾向于后者，他的&0t;观音微笑&0t;是一种越二元对立的诗学智慧，它不否定诗歌的神圣性，但拒绝将其仪式化；它不贬低诗人的虔诚，但警惕这种虔诚可能导致的偏执。

《诗·诗人·我》的艺术成就还体现在其结构上的精心设计。全诗三节分别以&0t;诗&0t;、&0t;诗人&0t;、&0t;我&0t;为主题，形成递进式的思想展开。从对诗歌本质的思考，到对诗人角色的质疑，最后回归创作主体的自我定位，树科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循环。在语言风格上，诗歌实现了从庄严到戏谑再到然的转变，这种转变恰恰印证了诗歌本身的多元可能性。

树科的这粤语诗在当代汉语诗歌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它证明方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思维的载体和美学的根基。通过粤语这一特定方言，树科得以突破标准汉语的思维定式，提出对诗歌本质的新见解。这种对方言诗学可能性的探索，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展开辟了新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日益加剧的今天，《诗·诗人·我》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歌创新可能恰恰来自于对那些被边缘化的语言资源的重新现与激活。

《诗·诗人·我》最终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建立在语言自觉基础上的诗学智慧。树科既不盲从对诗歌的盲目崇拜，也不陷入虚无主义的解构游戏，而是以一种&0t;观音微笑&0t;式的然态度，保持着对诗歌本质的清醒认知。这种态度或许正是当代诗歌创作最需要的：既不神化诗歌，也不亵渎诗歌，而是在语言的自由游戏中，抵达那不可言说的诗意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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